七七事变（三）(1/2)

　卢沟桥事变的枪声震惊了全中国。

　七月八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通稿，向全国报道卢沟桥事变。同日，全国各大中城市报刊绝大多数都出了号外，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同日，***奋笔疾书，起草了《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同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徐向前、贺龙、董振堂、罗炳辉等红军将领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二十九军，并通电全国，要求实行“全国军民总动员，策励二十九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并请缨抗日。

　接下来的日子里，全国各地抗日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刘湘等各地方军事首领也先后请缨抗战。

　7月11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任命香月清思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接替重病的田代皖一郎。

　这香月清思是日本佐贺县人，陆军大学第24起毕业，1935年任日军12师团长，1936年任近卫师团长。他上任前在日本对记者口口声声说不扩大冲突，但是11日乘飞机到朝鲜后，和朝鲜驻屯军司令官、老牌侵略主义分子小矶国昭一密谋，脑子发热、野心膨胀，12日抵达天津后，就开始扩大战争规模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安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动员抗日。会后，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红军各部队以军团为单位，主动按国军编制进行整编。

　7月16日，国军方面也拟定了平津作战计划，任命冯治安为前线总指挥，组织部队开始对日军的进攻进行反击。

　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应该说是他一生中讲的最好的一次，里面不但有对侵略者仗势欺人的悲愤、誓死抗战的决心，也有对日本人的忠告。可惜，此时的侵略者满脑子都是花花江山，哪里能听得进一个弱国领导人的泣血忠告呢？

　后来战争结束后，不但是日本学者，就是那些谈笑间让无数中国人死于刺刀之下的战犯们，也都后悔卢沟桥事变时没有听国民政府的忠告，没有及时停止侵略脚步。但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

　这个时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仍然对日军抱有幻想，希望把冲突就地解决。7月18日，宋哲元会见了香月清思，对双方冲突进行了谈判。宋哲元不知道，这个时候，日军驻朝鲜的第20师团正乘船星夜赶来，再有两天就到天津了。香月清思看他的眼神就向狐狸看见公鸡一样。

　可现在陈锋依旧只能干着急，神机营现在已经有两千五百人了，足以成为抵抗日军的一支力量，可现在国共双方依旧在谈判，那些军阀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红军北上的，而陈锋现在只能干坐着，等待着二十九军失败的消息。张大彪现在就在二十九军中。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定员为1．5万人。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这时的李云龙，坐在一片芦苇丛中，手里拿着那个绣着红星的帽子。这个红星是郑芳给他绣上去的，坐在沙袋上，静静回忆着郑芳陪伴自己的那段时光，眼泪都差点流了下来。这时，孔捷和丁伟两个人走了过来。看到李云龙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两人立刻收起了笑容，悄悄靠了过来。

　“老李，怎么了？”孔捷问道。“发啥呆呢？”丁伟也开口了。“没人一身狗皮不算，这帽子上面还都顶了个青天白日的牌子，老子就是光腚，我也不穿这狗皮。”孔捷也是个汉子，直接骂道：“他奶奶的，你说和他们打了十年仗，这一转眼咱也成国军了，你这跟谁去讲理这个。”“甭提这个，提这个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李云龙一脸不高兴。

　丁伟嘴不饶人：“那我怎么没见到你光腚啊？狗皮不也穿上了吗？”孔捷补刀：“咋的，这小子又想违抗命令啊？”“上面找谈话了，溜溜训了一个钟头，他不穿咋办？”丁伟笑着揭李云龙的短。

　李云龙把帽子戴上，说：“不管怎样，红军精神不能忘，红军帽子不能丢。”孔捷：“不是，这不太协调啊。”但李云龙起身就走了。

　而在换装大会上，李云龙、孔捷、丁伟站在最前面。师长刘伯承站在上面，一个战士拿着红军军旗走了出来，站在李云龙身后的陈锋目光坚毅。“向红军军旗敬礼。”师长说道，刹那间，下方几百名红军整齐划一的向军旗敬礼。“全体换装。”师长又说。所有人都有些不情愿换上国民党的军装，但最后还是所有人都摘掉了红军的帽子，然后“全体正装”。所有人换上了那个绣了青天白日牌子的八路军帽子戴在了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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